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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強烈反對計劃生育:有人就能造出“人間奇跡”

2019年11月06日 09:39社會聚焦來源:http://www.ruhmv.tw

1949年,全國政協籌備會常委合影,毛澤東后左為馬寅初。

在20世紀中國人口思想史上,有一位鐵骨錚錚卓然而立的人物,他就是明知寡不敵眾,依然單槍匹馬誓死堅持“新人口論”的馬寅初先生。(本文摘自《人物》2010年第12期作者:穆光宗)

建國之初,馬寅初發現了人口增長過快的危害

1949年3月,馬寅初應中國共產黨電召,經香港轉道北上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籌備會議,成為建國之初我國財政和教育文化領域及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

建國之初,我國人口開始了快速的“轉變增長”,即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居高不下,結果人口增長加快。根據孫沫寒先生編撰的《中國計劃生育紀事》,195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8.00,自然增長率19.00,年增人口1039萬。到1953年時,全國人口出生率37.00,死亡率14.00,自然增長率23.00,年增人口1337萬。1953年,為了配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同時也為了制定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于1953年6月30日零時進行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1954年11月1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全國人口調查結果的公報顯示,全國總人口為6.02億,其中城市人口為13.26%,農村人口占86.74%;0-14歲人口占總人口的36%,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3.6%,屬典型的年輕型人口。至1954年,全國人口出生率增至37.97,死亡率降至13.18,自然增長率增至24.79,年增人口1475萬。人口逐年增長的態勢十分明顯。

第一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是抽樣調查的方法,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還不能準確概括全貌。

1954年,已經73歲高齡的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視察,深入調查。這一年的5月25-30日,他以全國政協常委、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故鄉浙江省黃巖、樂清、永嘉、溫州市郊調查,發現農村的兒童特別多,這令他很擔憂。此行回來后他寫了《浙江溫州區視察報告》,對農村孩子太多表示憂慮。當時,浙江各地的人口增殖率都偏高,每年增長22,甚至達到30,每年凈增人口1300萬,這些數字讓馬寅初感到人口問題的嚴重性。通過實地調研,馬寅初發現并抓住了人口增長太快與國民經濟不相適應的種種矛盾。他認為,國家還比較窮,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設起來,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將來國家負擔很重。在經濟發展形勢大好的情況下,他極其敏銳地發現了人口盲目增長的危害和挑戰。

馬寅初先生遭到不應有的批判后說:“20年后,政治家們會遇到棘手的問題,他們會想到兄弟的新人口論,他們會后悔的。”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都表態贊成節育

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也看到了避孕節育的必要性,邵力子等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也寫文章呼吁普遍避孕。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一些群眾特別是婦女干部強烈要求擺脫多子女的拖累,參加經濟建設,要求避孕節育。1953年8月,鄧小平明確指示衛生部要改正限制節育、禁止避孕藥品和用具進口的做法,并敦促下發了《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1953年9月29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基本任務》中表達了這樣的憂慮:“我們大致算了一下,我國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萬,那么十年就是一萬萬。人多,這是我們的一個優點。但是,優點也帶來了困難,這樣多的人口,要滿足他們的需要,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1954年5月28日,鄧小平在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的來信上批示:“我認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應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他指示衛生部放寬對人工流產和絕育手術的限制、對進口避孕藥的限制。這是我國建國后提倡計劃生育的開端。1954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邵力子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提議傳播避孕的醫學理論,指導避孕方法,供應避孕藥品。1954年12月27日,劉少奇在政務院召開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上強調:“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1955年2月,衛生部黨組遞交了《關于節制生育問題向黨中央的報告》,明確表示:“根據黨中央指示的精神,我們認為在中國今天的歷史條件下,是應當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在將來,也不應反對人民群眾自愿節育的行為。我們這樣主張,和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以及新馬爾薩斯主義者毫無共同之點。”

1956年是一個轉折年,開始公開、頻繁提倡“避孕節育”并首次提出“計劃生育”的說法。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其中第29條第3項規定:“除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傳和推廣節制生育,提倡有計劃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業的機會。”明確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思想。

這一年的9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保護婦女和兒童,很好地教養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榮,我們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衛生部門應該協同有關方面對節育問題進行適當的宣傳,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時政府倡導避孕節育,也是為了避免人工流產對婦女的傷害。1956年10月12日,毛澤東接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提問:“在南斯拉夫是否實行計劃生育?”毛澤東說:“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1200萬到1500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由此可見,毛澤東其時產生過有計劃地生育的設想。

1955年7月,馬寅初在浙江、江西等地調查的基礎上完成了《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在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提交浙江小組討論;同時,邵力子先生也提交了相關議題的提案。不料,他們遭到了多數代表的反對。當初的主流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是沒有人口問題的”。1956年,馬寅初利用去上海、浙江視察機會,再次補充調查,完善建議。由此可見,馬寅初先生有關新人口論的思想是1954年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1955年,馬寅初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首批學部委員。1956年1月,國家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寅初繼續人口問題的科學研究。

毛主席說:“實現有計劃的生育”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論,“我們的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計劃之內,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實行計劃生育,那就不成其為計劃經濟”,得到毛澤東贊賞。

毛主席說:“人口控制在六億,一個也不多啦?這是一種假設。現在每年增長一千多萬。你要它不增長,很難,因為現在是無政府主義狀態,必然王國還沒有變成自由王國。在這方面,人類還完全不自覺,沒有想出辦法來。我們可以研究也應該研究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設立一個部門或一個委員會,人民團體可以廣泛地研究這個問題,是可以想出辦法來的。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它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它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人民有沒有這個要求?農民要求節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節育,城市、農村都有這個要求,說沒有要求是不適當的。”毛主席還說:“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我看人類是最不會管理自己了。工廠生產布匹、桌椅板凳、鋼鐵有計劃,而人類對于生產人類自己就沒有計劃了,這是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這樣下去,我看人類是要提前毀掉的。中國六億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億,那時候就快要接近滅亡了。我今天不著重談節育問題,因為我們邵力子先生是個專門的名家,他是大學專科畢業的,比我高明。還有我們李德全部長,也很注意這個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或者設一個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因為要解決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有經費,要想辦法,要宣傳。”毛澤東在3月1日的講話中又明確說:“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計劃地生產,這是一種設想。”

如果說馬寅初先生是從經濟體制的角度來談計劃生育的必要性,那么毛主席以人民要求來理解計劃生育的必要性可以說道出了一個普適價值觀,就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追根溯源,至少應該說,毛澤東支持人民自覺的避孕節育這樣的思想是一貫的,而由政府出面進行計劃生育則是一種設想。

1957年,周恩來視察北大時與馬寅初(左)在一起

“新人口論”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1957年4月25日,馬寅初在北大燕南園63號寓所接受了《文匯報》記者的采訪,談到如下觀點:“人口太多是我們的致命傷。”“人口繁殖的確是‘無組織、無紀律’的,我認為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們現在有計劃經濟,同時也應該有計劃生育。”談話內容以“馬寅初談人口問題”為題公開發表。4月27日,馬寅初在北大大膳廳發表了人口問題的演講,師生奔走相告。1957年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正式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7月3日,馬寅初在會上作了《新人口論》書面發言。7月5日,《新人口論》在《人民日報》第一版全文刊發。

《新人口論》從十個方面論述了為什么要控制人口,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擇其要者,首先,馬寅初從七個方面論證了1953年至1957年,人口增殖率超過20的原因。其次,他指出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簡單說消費多積累少。第三,他聲明人口控制的觀點是從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民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出發的。第四,人口如不控制,將給政府帶來很多困難,“控制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后的問題益形棘手,愈難解決”。第五,從資金積累、工業化、科學研究、糧食幾個方面論述了人口非控制不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不僅僅體現在《新人口論》一文中,也包含在其他文章中,其基本主張是控制人口的數量,提高人口的質量。

“新人口論”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馬寅初的觀點新就新在一反社會主義不存在人口問題的論調,大膽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人口增長太快問題,并對人口控制的實現方式作出了新的選擇。馬寅初的主張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節育,而且是社會范圍內的生育節制——“國家理應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權”。不過他的主張還是采取溫和的、漸進的、人道主義的辦法,即第一步是普遍宣傳避孕,使廣大農民群眾都知道節育的重要性,并能實際應用節育的方法。他強調“實行計劃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這是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核心思想。他在《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文中清楚表明:“我只主張把還沒有生出來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來而已。”第二步是宣傳遲婚的好處,認為男25歲、女23歲結婚比較適當,并建議適時修改婚姻法。(1950年4月13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結婚的最低年齡男20歲,女18歲。)第三步才是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實際上,《新人口論》已經樹起人本主義計劃生育的大旗。

雖然馬寅初不是提倡節制生育第一人,但他的觀點比較系統和切合實際。以往的學者主張的節育基本上是局限于家庭范圍內的思考,卻很少想到政府該有什么樣的作為。此其一。其二,他是從消費與積累等諸多矛盾的框架中來看待當時的中國人口問題的。其三,馬寅初深切的愛心使他關注到了高生育率對婦女的羈絆和危害問題。其四,重要的還在于他提出了開展人口普查等可操作的建議。其五,馬老辯證地看到了人口的兩面性,他指出:“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我的新人口論主張保留它的好處,去掉它的壞處;保全這個大資源,但去掉這個大負擔。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質量,控制人口的數量,因為提高人口的質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數量。”馬寅初的觀點深深地扎根于現實的土壤之中,體現了愛國愛民的人文思想,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大躍進”的到來是毛澤東的一個思想轉折點

巧合的是,在馬寅初北大演講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公布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反右運動開始。1957年7月3日,馬寅初作《新人口論》書面發言時,反右運動已經擴大化。因為受到周恩來總理的保護,他才免于被劃為“右派”。

7月9日,毛澤東召見邵力子、陳叔通、黃炎培、章士釗、李濟深、張治中等黨外人士,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抓住時間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澤東支持節育,毛澤東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可以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但又應付了一句:“但對計劃生育,仍應實施。”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大躍進”口號,各地放衛星,導致毛主席錯誤判斷,甚至認為:“現在看起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

1958年2月,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馬寅初和邵力子兩位先生再次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但已經與當時的政治氣氛“不合拍”。“大躍進”的到來是毛澤東的一個思想轉折點。毛澤東陶醉于“大躍進”的喜悅之中,以為事實再一次證明了他的預見,“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觀點,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

回顧毛澤東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和人定勝天。在寫于1949年9月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他指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是艾奇遜反革命理論的駁斥者,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建設時期的毛澤東依然高度重視人的因素和作用。

1956年,毛澤東說:“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毛澤東還說:“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生產力有兩項,一項是人,一項是工具。工具是人創造的。工具要革命,它會通過人來講話,通過勞動者來講話,破壞舊的生產關系,破壞舊的社會關系。”“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對周恩來等人從1956年以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了中央會議,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們都被發動起來。舉國上下的高昂情緒,又激發和感染了毛澤東。4月15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一封信中說:“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一個月后,中共八屆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了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了提前五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了“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

正是在全國“大躍進”、人多好處多的濃濃氛圍中,節制人口的聲音被淹沒了。為了掃除“大躍進”的思想理論障礙,毛澤東批判了黨內外“反冒進”主張的理論依據——馬寅初先生按比例發展的“綜合平衡論”,“新人口論”則是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60周年慶祝大會上,陳伯達到會突然發難,說:“馬老要作檢討。”5天后,《光明日報》等緊跟其上,掀起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經濟理論的高潮。7月1日康生到北大作報告,說批判馬寅初是根據毛澤東的部署發動的,陰陽怪氣地說:“聽說你們北大出了個‘新人口論’,它的作者也姓馬。這是哪家的馬啊?是馬克思的馬呢?還是馬爾薩斯的馬?我看是馬爾薩斯的馬。”冷眼相對的馬寅初最后則大聲反駁:“我馬寅初是馬克思的‘馬’家!”至此,矛盾公開并激化。當時,全國到處宣傳毛主席“人多是好事”的觀點。

1959年后中蘇關系破裂,全黨全國開展“批修運動”并準備打世界大戰,甚至聲稱6億人口死三分之一仍然是大國,既然要打仗,人多就是重要資源和實力。馬寅初主張節制生育的人口理論自然就同毛主席的人多好處多論大相徑庭了。

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

1958年夏到1959年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深入浙江、江西、廣東等8個省區實地考察調研工農業生產和人口狀況。1959年廬山會議后,周恩來勸馬寅初從大局出發,寫個檢討。在對自己的思想和理論梳理過后,馬寅初在文章里寫道:“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好拒絕檢討。”1959年11月,馬寅初給《新建設》送去5萬余字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在文章的第五部分“附帶聲明”中,莊嚴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擲地作金石之聲。

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在康生的授意下,北京大學掀起了大規模的批馬運動,大字報、批判會、各類文章可謂“鋪天蓋地”。1960年1月3日,馬寅初親自到教育部提交了北京大學校長辭職書。3月18日,國務院批準。

一樣東西平反過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歷史最后證明,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論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理論,不僅還了他公道,而且給了他不朽的位置:立身巍峨,民族瑰寶;道德文章,垂范千古;鐵馬冰河,浩氣長存。

197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局接到一封要求為馬寅初平反的群眾來信,新華社緊急調研后給中央提交了一份關于馬寅初問題的報告。6月21日,陳云副總理將該報告批轉胡耀邦處理。“馬寅初的問題,應該平反,如何請酌。”胡耀邦當天批請中共中央組織部、統戰部商量解決。

1979年7月25日,98歲高齡的馬寅初先生終于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佳音。1979年8月,《光明日報》發表為馬寅初新人口論翻案文章,文章前面加了報社主動做的檢查。中共中央統戰部領導專程登門向他傳達黨中央的平反意見:“今天我受黨的委托通知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年底以后這兩次對您的批判是錯誤的。實踐證明,您的節制生育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組織上要為您徹底平反,恢復名譽。希望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過晚年,還希望馬老健康長壽。”

9月11日,黨中央正式批準了北京大學黨委《關于為馬寅初先生平反的決定》。9月15日,北京大學黨委領導到馬家宣布為馬老平反,馬寅初委托兒子馬本初致答詞,第一句就是:“一樣東西平反過來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無論是學術問題還是政治問題,都是這樣。這需要有寬廣的胸懷和巨大的力量。”同日新華社訊:黨中央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教育部任命馬寅初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

1981年,中國人口學會成立,大會一致選舉馬寅初先生為名譽會長。在馬寅初先生逝世四個月后,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將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1993年9月,首屆中華人口獎特別榮譽獎授予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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